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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法九十六条时效问题

依照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时效为2年，自收到或应当知道对方的解除通知之日起计算。

合同法九十六条时效问题

2，依据合同法第96条法院是否不具备直接判决合同解除的权力而只有

法院只有确认合同的效力的权利，对于合同的解除，法院只有通过判决一方履行解除合同的义务，而实际解除合同的行为，是需要有合同双方当事人来履行的。

依据合同法第96条法院是否不具备直接判决合同解除的权力而只有

3，合同法第96条 告知书后就可以自行解除吗

你好，通知是需要满足我国合同法第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解除通知书到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谢谢采纳，有疑惑可以追问
没有这部法律。

合同法第96条 告知书后就可以自行解除吗

4，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通知包括起诉么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不包括。条款中涉及的起诉，是指被通知人在接到通知后，有异议时，可行使的权利。

5，谁知道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摘　要：编辑同志：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你的情况没有表述清楚，建议电话或者当面咨询律师。

6，y合同法第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你说呢...

7，可以依据合同法94条96条的规定通知解除人民调解协议书吗 问

您好，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第一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各自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并根据自愿原则调解民间纠纷。为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有人提出，当事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且应当视作合同，从而也可以且应当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等于合同，也不受法律保护。其理由如下：一、合同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设立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而人民调解协议则并非当事人在彼此之间设立什么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乃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而达成的协议。前者的本质在于“凭空”设立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的本质在于“据实”调解既定的权利义务纠纷。无论是什么合同，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是双务合同还是单务合同，是债权合同、物权合同还是身份“合同”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当事人旨在相互之间设立、引起或产生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也无论是什么合同，其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初都由当事人设立引起，而决非当事人其它任何行为的结果。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合同的界定是，“合同是当事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定义对合同的本质规定就是，设立是引起或形成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唯一的法律事实。变更或终止均非独立的合同行为，而只不过是在合同的履行中，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以新合同取代旧合同，是当初设立行为的继续而已。也就是说，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原本可以无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因双方依法完成了设立行为，所以，才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设立行为，当事人之间也就可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叫做“设立”？法律上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据笔者理解，它应当包涵有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设立是一种仅仅经由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其次，设立只能是善意的行为。再次，如果不进行设立，当事人之间就可以不发生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判断某一协议是否构成合同，首要的一条就是分析其协议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原本是否是由设立引起。只有经由设立引起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才构成合同。没有设立，就没有合同。任何关于因法律规定、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而引起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都不构成合同。人民调解协议之所以不等于合同，恰恰就在于它并不具备合同的这一本质特征。固然，现实中也有很多因合同纠纷而寻求人民调解的情形存在，由此而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事实上也可视作变更合同，但这种情形只能被视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一种类型，而不足以导致我们将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因为大量的情形是，寻求人民调解的当事人，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原非因设立引起，而是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引起，或因当事人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其对相对权利人所负的特定义务所引起（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侵权，即不作为的侵权），如赡养纠纷等。正是这些情形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决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真正性质，即非合同性质的民事协议。这类协议在达成之前，当事人之间即已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因合同没有达成而不存在。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却不可以因调解协议没有达成而归于消失。除非其相对权利人自愿放弃权利，或者其相对义务人已履行义务，或者出现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否则，它将始终存在。从逻辑顺序来看，合同一般是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是当事人之间已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后果。二、合同的根本精神是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无法实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是否缔结合同，同谁缔结合同，以及在合同中为双方规定哪些权利义务关系，除依法限制者外，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从选择相对人开始，到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始终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恰恰体现了合同的根本精神。这种自由，同时也是订立合同的活动区别于其他民事活动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说，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都是合同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所有的民事活动的原则，非特为合同所遵循。相反，我们发现，在其他民事活动中，当事人所享有的自由，远远不能与在订立合同中所享有的充分的自由，相提并论。同时，合同的订立，也绝对需要建立在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自由是合同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就不可能真实。不真实或者说扭曲的意思表达，绝对不能视作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当然，也就绝对不能因此认为当事人已达成合意。没有合意，就没有合同。换言之，没有自由，就没有合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立法，无非就是立法者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为所有的社会成员，规定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破坏这种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已。基于自由的意志，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相互约定、创设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违背这一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上也就与立法一样，只不过他们仅仅是为他们这个小社会立法而已。合同法即他们据以立法的宪法，而具体的合同则是他们之间的法律。合同之所以有权要求得到当事人的信守，也就在于合同即当事人的法律。这一法律的效力来源于它的宪法即合同法。然而，如果缺乏自由，当事人就从根本上缺乏自我立法的意志，因而也就无从产生合同。人民调解协议恰恰不能体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首先，当事人无法自由地选择相对当事人。现实中人们一旦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纠纷，主体当事人就已经特定。调解协议只能在这些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达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回避另外一方。其次，当事人无法自由地决定协议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同样，上述纠纷一旦发生，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已经特定。当事人只能就事论事，只能就他们之间已特定的权利义务纠纷达成协议。因此，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张三、李四而不是王五、赵六，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事实上均非当事人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此前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使然。人民调解协议的这一非自由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享有与合同一样的法律地位。三、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平衡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不然。合同当事人在缔结合同之前，是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者，双方一般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情形；依法成立合同后，双方所缔结的特定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也是平衡的，或者可以视为平衡的（如单务合同）。也就是说，合同是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合同的订立也继续维持了双方原有的权利义务平衡关系。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其一方当事人此前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其相对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失衡。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为此履行一定的义务，侵权人有义务为此向受害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当事人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的签订只不过是为了恢复双方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状态而已。因此，尽管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似乎根据调解协议双方已“自愿”形成了新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形式上就如合同当事人变更合同一样，结果也理应比照合同，履行各自在调解协议中的承诺，但是，由于调解协议与合同所借以达成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截然不同，所以二者之间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四、合同受法律保护，是不可以反悔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则不受法律保护，允许当事人反悔。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世界各国一般也赋予合同以如此强制的法律约束力。这也就是说，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当事人必须履行，决不可以反悔。相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则允许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即使经调解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由此可知，尽管法律同时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但是，对于这一“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却并没有同时赋予当事人以强制的约束力。换言之，人民调解协议实际上并不受到法律保护。毫无疑问，法律不能保护它没有宣布要保护的东西。凡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东西，法律都已作了明确宣示。对于法律所没有明确承诺保护的范畴，其他任何人（包括行政法规）都不能代法律发话，将其保护的义务硬是塞给法律。道理很简单，张三请客，当然得由张三付帐。但是，如果李四请客，最后却要张三付帐，张三就不可能认帐。法律之所以规定，合同不可以反悔，与其说是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莫如说是保护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诚实信用的道德底线。合同之所以可以期望于人们的诚实，就是因为合同是在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的情形下达成的。如果说人类的诚实信用的品质需要有可靠的保证的话，那么，自由就是诚实的保证。没有自由，人们的诚实将无法确保。一般而言，在意志不能自由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保证不说违心的话，因而事后也很难保证不撤销当初自己违心的承诺。对此，世人不必指责其缺乏诚实。人类的诚实只能意味着信守自己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所作的意思表示。然而，如果自由还不足以保证人类的诚实的话，那么，这整个社会的信用就完全破产了。人类社会中现今一切最为简单的交换行为都将无法完成。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而是人类社会本身被彻底摧毁。为使社会免于这种诚实信用全面沦丧的恶果，所以，在人们的诚实应该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法律决不饶恕不诚实的行为。这正是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所在。相反，法律之所以不能保护人民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反悔，就在于立法者深知，在人们的意志缺乏充分自由的情形下，其诚实的品质是值得怀疑的。法律不能强制人们兑现其违心的诺言。否则，与其说是鼓励人们的诚实和信用，倒不如说是对人们不诚实的公开认可。那么，法律为什么又要求当事人“应当履行”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呢？的确，这反映出立法者有着劝导和希望人们遵守协议的明确意向，但由于立法者所知的上述原因，他事实上也无法将这一意向贯彻到底。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他的这一立法意向与其允许当事人反悔并“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规定明显矛盾。不可否认，这是立法者的局限。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其实根本没有、也不会打算在法律上保护人民调解协议，以免自己真正陷入不可摆脱的立法矛盾。因此，1993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实际上认为，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又反悔，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只能就原纠纷进行审理，而不应涉及是否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也不得作为法院执行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法律的旨意。其实，不仅人民调解协议始终可以无条件地反悔，而且，即使是仲裁调解协议和司法调解协议，也是有条件的可以反悔的。在调解书制作后并送达当事人签收同意之前，当事人仍然可以不受此前在仲裁庭和法庭之上表示接受调解的承诺的约束，反悔其协议。这也进一步说明，任何调解协议的效力，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缺乏具体的程序法保障的人民调解协议，更应坚持这一原则。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合同虽然也是一种协议，但并非协议都是合同。人民调解协议尽管形式上类似合同，但它的实质精神却与合同相违，因而不是合同，也不能视为合同。如果说人民调解协议在形式上近似于有“中人”的合同，倒不如说它类似于仲裁调解书和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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