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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报表中有股权代持协议能否控制子公司

应该能吧，不确定。
不可以目前，我国法律未对股权代持的概念作明确规定。实践中，股权代持指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与他人（即“显名股东”）约定，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

合并报表中有股权代持协议能否控制子公司

2，隐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退股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吗

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经破产清算、解散以及特定情形下公司对股东的股权进行回购外，其他情形退股将违反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在法律上无效。在股权代持情形下，隐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的退股协议仅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在工商登记未变更的情形下，显名股东仍需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显名股东对外承担责任后，有权按照股东代持协议向隐名股东追偿。

隐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退股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吗

3，代持有股权法律承认吗

股权代持目前在我国既没有法律承认，也没有法律禁止，是我国立法的空白，在法律性质上有一定的模糊性。1. 股权代持：也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达成约定（名义出资人)，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往往仅通过一纸协议确定存在代为持有股权或股份的事实。2. 股权代持在法律性质上一定模糊性，我国立法对股权代持是空白。通观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乃至其他规范性文件，至今没有有关股权代持的任何规定。3. 股权代持相对于股权信托的概念外延要宽泛许多，如股权信托关注的是股权的收益，而股权代持则更多关注股权持有方式的隐蔽；股权信托注重信托人的具体管理运作，而股权代持多注重股权的归属；股权信托可操作的空间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也多用于职工持股中，而股权代持方式有多种多样，操作更加灵活。
你好！要有有效的授权委托书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谢谢。

代持有股权法律承认吗

4，新三板大股东转让股份代持是啥意思

股权代持、股权转让瑕疵问题　　股权不明晰比较常见的有股权代持、历次股权转让中可能存在的诉讼等等。　　股权代持的核查首先要从公司股东入手，向股东说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股权代持对公司上新三板挂牌转让的法律障碍，说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阐述虚假信息披露被处罚的风险，说明诚信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如果股东能够自己向中介机构说明原因，一般情况下，中介机构可以根据股东的说明进一步核查，提出股权还原的解决方案。　　核查中需要落实是否签署了股权代持协议，代持股权时的资金来源，是否有银行流水，代持的原因说明，还原代持时应当由双方出具股权代持的原因，出资情况，以及还原后不存在任何其他股权纠纷、利益纠葛。如果股东未向中介机构说明，中介机构自行核查难度较高，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判断搜索到一些蛛丝马迹，如该股东是否在公司任职，是否参加股东会，是否参与分红，股东是否有资金缴纳出资，股东出资时是否是以自有资产出资，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访谈，了解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基本情况等。
需要缴纳。规定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个人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5，股权代持协议如何签订

根据司法解释，股权代持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然股份代持，由于实际出资人并未列于股东名册，也无法通过股东会行驶股东权，相比直接持有股权，还是有一定风险。但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与股东签，公司法无股权代持的规定，最高法院对实践中存在的股权代持问题如何认定与处理做出过规定。

6，朋友购买一公司股权由我代持股权法人又是我请问找有什么责任

如果你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当然要负责该公司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如果公司违法，出安全事故，那么坐牢的就是你。理论上，你持有股份，公司所的利益，名义上按股份比例的那部分也是你的。
一、 关于代持协议（行为不认可，法律后果认可） 股权代持协议的问题 一、 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 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在此种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往往仅通过一纸协议确定存在代为持有股权或股份的事实。如果说股权代持还带有一定模糊性的话，股权信托则是一个较早为人们所熟知并被很多信托投资公司应用的概念。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某公司的股权移交给受托人，或委托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资金定向投资于某公司，受托人因持有某公司的股份而取得的收益，归属于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虽然股权信托与股权代持都是委托人将股权委托给名义持有人持有，但股权代持相对于股权信托的概念外延要宽泛许多，如股权信托关注的是股权的收益，而股权代持则更多关注股权持有方式的隐蔽；股权信托注重信托人的具体管理运作，而股权代持多注重股权的归属；股权信托可操作的空间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也多用于职工持股中，而股权代持方式有多种多样，操作更加灵活。股权信托在证监会的文件中多有涉及，也非本文重点，故在此不多赘述。 二、立法模式的价值判断 在关于对股权代持的看法上面，理论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形式说和实质说两种。形式说认为，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仅将名义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因为如果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讲，其有非常浓厚的人合性质，我国公司法赋予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中的表决权及优先购买权即无非不是强调公司的稳定性。即使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因为经营者的诚信和经营状况的透明度直接影响到股市信心和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披露程度不可谓不高，如果任由股东采取股权代持之方式，势必造成证券市场的无序和混乱。而实质说则认为，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出发，只要没有触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公共道德、公序良俗，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尽量予以满足和保护，而不能简单地凭登记或公示片面的违背交易者的真实愿望。 韩国商法第332条第2款规定：“经他人承诺而以其名义认购股份者，承担与他人连带缴纳的责任。”该条款在明确名义股东出资义务的同时，也明确了实际出资人的相关责任，从理论上侧重于实质说。 《香港公司条例》第2条、第28a条、第128条同时提及了“代名人”的概念，该条例第168条中对代名人持有股份进行了肯定：“由代名人代表受让人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或(如受让人公司是某个公司集团的成员)由同一公司集团的成员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或由代名人代表该成员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均须视为由受让人公司所持有或收购。……” 由上可以看出，香港公司条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代名人”与被代名人之间的法律责任界定问题，但在实质上确立了代名人的合法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倾向于实质说。 与其他法域相继接受或规制“股权代持”这个概念相比，我国立法的空白仍是一个遗憾。通观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乃至其他规范性文件，至今没有有关股权代持的任何规定。唯一对该问题有所涉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下半年刊出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其中第19条如此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以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 该征求意见稿中对股权代持所持有的观点在立法上显然已更接近于真意主义和实质说，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倾注了更多关注，然而遗憾的是该规定至今尚未被正式颁布。 三、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构建 近代以来，法学者在关注个体和社会的基础上将法律区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部分。商法领域内，基于商业活动开展的自由性或在对交易安全的考虑过程中也渐渐区分出个人法和公共法两个概念。我们在探求股权代持的性质以及在实务造作时，同样面临着区分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才能确定其最终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应该说，股权代持的效力在未分析其具备的具体法律关系前其效力是不确定的。 股权代持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法律关系，第一种是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仅涉及两个个体，属于个人法范畴，所以如果两者出现争议，只要能证明两者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则实际股东的出资至少应从债权角度上得到确认。但问题是，股权对实际股东来讲往往比因代出资产生的债权更为重要。在实际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视股权代持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和责任，则应应认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但笔者认为，虽然股权代持关系建立在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但处于对公司稳定性的综合考虑，第二种法律关系的考量变不可避免。所以，如果实际股东隐瞒身份，名义股东按照实际股东的意志出面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对实际股东对股权代持事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维系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应鼓励确认实际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实际股东虽然通过名义股东隐名，但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知悉实际股东的存在，实际股东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获其他股东因知情而丧失了为保护公司稳定性的抗辩理由，而且实际股东以其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事务后，已不允许公司将实际股东的人格否定，而应同样从维护公司稳定性角度承认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由于我国尚未因入“代名人”或“股权代持”等相关概念，所以法院在处理类似纠纷中应要求公司变更实际股东为登记股东。在第三种法律关系中，保护真正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第三人是一对矛盾。在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世界，要求交易者探究公司登记之外的隐名股东几乎不可能，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正是因此，近代民法理论才确立了善意取得、保护善意第三人、表见代理等民法基本原则。所以，当股权被名义股东擅自出让，实际股东无权以名义股东未取得其同意为由进行抗辩，同样，当名义股东因出资不实或其他原因被追讨股东责任时，也无权以自己不是实际股东为由进行抗辩。另外，当第三人有正当理由不知晓工商登记的内容并视实际股东为股东，则实际股东不得以非登记股东为由进行抗辩。 诚然，倘若隐名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如有些是为了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使外国公司或个人代持中国公司或个人的股权，有些是为了回避法律的人数和行业限制，有些是为了取得税收优惠。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违反法律规定的约定是无效的，因此隐名股东的资格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2004年10月太平洋保险集团在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复旦太平洋金融学院，其后太保集团收到保监会的整改通知，为此太保集团与北京实德投资有限公司做出了相关的代持股安排。但笔者认为，因为太保集团规避了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不得对非保险业进行投资”的相关规定，该代持股的安排很难得到合法确认。 在早期的《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曾经刊出过上海市地方法院审理的涉及确认股东权的几个案例，虽然实际股东因出资持有所谓的内部“股东凭证”，或是签署了章程、参加了股东大会，但最终因为没有履行工商登记手续或实质上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认定手续，而最终在案件中败诉。可见几年前上海市地方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更倾向登记主义和要式主义。2004年8月5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由高新技术研究引发的股东权纠纷案，中科院五名老专家将与之合作的北京市依斯机电技术研究所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委托代持关系。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笔者认为，如果所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能提供证据认可五院士的真实股东身份，且五院士与被告间的合同在陈述真实股东和相关权利义务承担上清楚明确，则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五院士的真实股东身份。 股权代持作为一种股权处理方式无疑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其操作结果在现阶段仍存在未知数，即使此类争议和诉讼案件仍在继续。有鉴于此，希望我国相关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为股权代持的规范运作提供权威性依据。

7，股权代持应注意什么

股权代持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法律关系，第一种是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仅涉及两个个体，属于个人法范畴，所以如果两者出现争议，只要能证明两者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则实际股东的出资至少应从债权角度上得到确认。但问题是，股权对实际股东来讲往往比因代出资产产生的债权更为重要。在实际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视股权代持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和责任，则应应认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但笔者认为，虽然股权代持关系建立在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但处于对公司稳定性的综合考虑，第二种法律关系的考量变不可避免。所以，如果实际股东隐瞒身份，名义股东按照实际股东的意志出面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对实际股东对股权代持事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维系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应鼓励确认实际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实际股东虽然通过名义股东隐名，但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知悉实际股东的存在，实际股东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获其他股东因知情而丧失了为保护公司稳定性的抗辩理由，而且实际股东以其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事务后，已不允许公司将实际股东的人格否定，而应同样从维护公司稳定性角度承认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由于我国尚未因入“代名人”或“股权代持”等相关概念，所以法院在处理类似纠纷中应要求公司变更实际股东为登记股东。在第三种法律关系中，保护真正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第三人是一对矛盾。在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世界，要求交易者探究公司登记之外的隐名股东几乎不可能，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正是因此，近代民法理论才确立了善意取得、保护善意第三人、表见代理等民法基本原则。所以，当股权被名义股东擅自出让，实际股东无权以名义股东未取得其同意为由进行抗辩，同样，当名义股东因出资不实或其他原因被追讨股东责任时，也无权以自己不是实际股东为由进行抗辩。另外，当第三人有正当理由不知晓工商登记的内容并视实际股东为股东，则实际股东不得以非登记股东为由进行抗辩。首先代持人和被代持人需要了解一下被投资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是否有主体资格限制，比如根据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产业规定，某些行业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国投资者投资于限制类的行业必须经过审批机关批准；还有些行业禁止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国投资者投资于这类行业的投资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如果被投资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对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有限制，代持人和被代持人通过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达到曲线投资的目的，这类协议就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双方产生争议时，合同约定的被代持人权益将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代持人和被代持人需要在合同中明确代持股权的权益归属。很多情况下代持人和被代持人没有通过书面约定明确代持股权的权益归属，也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导致产生争议时无法明确股权归属。签订协议明确股权归属，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将大大降低这类风险。实践中曾出现代持人未经被代持人同意将代持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况，如果第三人为善意受让人，比如第三人并不知道代持人和被代持人的代持关系，而且第三人以合理的价格受让股权，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将实际取得代持股权。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被代持人一方面需要及时了解代持股权的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提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等。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意味着股东可以在章程中对股权转让作出其他限制，因此可以考虑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转让股权的，应提前通知公司，否则股权转让无效或者公司有权申请撤销等。这样被代持人在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如果代持人未经被代持人同意即将代持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被代持人就可以提前知晓股权转让的情况，进而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否则被代持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无效或申请撤销股权转让，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一、 关于代持协议（行为不认可，法律后果认可）　　股权代持协议的问题　　一、 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　　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在此种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往往仅通过一纸协议确定存在代为持有股权或股份的事实。如果说股权代持还带有一定模糊性的话，股权信托则是一个较早为人们所熟知并被很多信托投资公司应用的概念。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某公司的股权移交给受托人，或委托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资金定向投资于某公司，受托人因持有某公司的股份而取得的收益，归属于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虽然股权信托与股权代持都是委托人将股权委托给名义持有人持有，但股权代持相对于股权信托的概念外延要宽泛许多，如股权信托关注的是股权的收益，而股权代持则更多关注股权持有方式的隐蔽；股权信托注重信托人的具体管理运作，而股权代持多注重股权的归属；股权信托可操作的空间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也多用于职工持股中，而股权代持方式有多种多样，操作更加灵活。股权信托在证监会的文件中多有涉及，也非本文重点，故在此不多赘述。　　二、立法模式的价值判断　　在关于对股权代持的看法上面，理论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形式说和实质说两种。形式说认为，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仅将名义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因为如果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讲，其有非常浓厚的人合性质，我国公司法赋予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中的表决权及优先购买权即无非不是强调公司的稳定性。即使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因为经营者的诚信和经营状况的透明度直接影响到股市信心和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披露程度不可谓不高，如果任由股东采取股权代持之方式，势必造成证券市场的无序和混乱。而实质说则认为，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出发，只要没有触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公共道德、公序良俗，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尽量予以满足和保护，而不能简单地凭登记或公示片面的违背交易者的真实愿望。　　韩国商法第332条第2款规定：“经他人承诺而以其名义认购股份者，承担与他人连带缴纳的责任。”该条款在明确名义股东出资义务的同时，也明确了实际出资人的相关责任，从理论上侧重于实质说。 《香港公司条例》第2条、第28a条、第128条同时提及了“代名人”的概念，该条例第168条中对代名人持有股份进行了肯定：“由代名人代表受让人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或(如受让人公司是某个公司集团的成员)由同一公司集团的成员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或由代名人代表该成员公司持有或收购的股份，均须视为由受让人公司所持有或收购。……” 由上可以看出，香港公司条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代名人”与被代名人之间的法律责任界定问题，但在实质上确立了代名人的合法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倾向于实质说。　　与其他法域相继接受或规制“股权代持”这个概念相比，我国立法的空白仍是一个遗憾。通观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乃至其他规范性文件，至今没有有关股权代持的任何规定。唯一对该问题有所涉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下半年刊出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其中第19条如此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以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 该征求意见稿中对股权代持所持有的观点在立法上显然已更接近于真意主义和实质说，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倾注了更多关注，然而遗憾的是该规定至今尚未被正式颁布。　　三、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构建　　近代以来，法学者在关注个体和社会的基础上将法律区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部分。商法领域内，基于商业活动开展的自由性或在对交易安全的考虑过程中也渐渐区分出个人法和公共法两个概念。我们在探求股权代持的性质以及在实务造作时，同样面临着区分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才能确定其最终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应该说，股权代持的效力在未分析其具备的具体法律关系前其效力是不确定的。　　股权代持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法律关系，第一种是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实际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仅涉及两个个体，属于个人法范畴，所以如果两者出现争议，只要能证明两者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则实际股东的出资至少应从债权角度上得到确认。但问题是，股权对实际股东来讲往往比因代出资产生的债权更为重要。在实际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视股权代持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和责任，则应应认定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但笔者认为，虽然股权代持关系建立在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但处于对公司稳定性的综合考虑，第二种法律关系的考量变不可避免。所以，如果实际股东隐瞒身份，名义股东按照实际股东的意志出面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对实际股东对股权代持事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维系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应鼓励确认实际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实际股东虽然通过名义股东隐名，但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知悉实际股东的存在，实际股东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获其他股东因知情而丧失了为保护公司稳定性的抗辩理由，而且实际股东以其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事务后，已不允许公司将实际股东的人格否定，而应同样从维护公司稳定性角度承认实际股东为真正股东。由于我国尚未因入“代名人”或“股权代持”等相关概念，所以法院在处理类似纠纷中应要求公司变更实际股东为登记股东。在第三种法律关系中，保护真正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第三人是一对矛盾。在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世界，要求交易者探究公司登记之外的隐名股东几乎不可能，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正是因此，近代民法理论才确立了善意取得、保护善意第三人、表见代理等民法基本原则。所以，当股权被名义股东擅自出让，实际股东无权以名义股东未取得其同意为由进行抗辩，同样，当名义股东因出资不实或其他原因被追讨股东责任时，也无权以自己不是实际股东为由进行抗辩。另外，当第三人有正当理由不知晓工商登记的内容并视实际股东为股东，则实际股东不得以非登记股东为由进行抗辩。　　诚然，倘若隐名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如有些是为了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使外国公司或个人代持中国公司或个人的股权，有些是为了回避法律的人数和行业限制，有些是为了取得税收优惠。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违反法律规定的约定是无效的，因此隐名股东的资格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2004年10月太平洋保险集团在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复旦太平洋金融学院，其后太保集团收到保监会的整改通知，为此太保集团与北京实德投资有限公司做出了相关的代持股安排。但笔者认为，因为太保集团规避了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不得对非保险业进行投资”的相关规定，该代持股的安排很难得到合法确认。　　在早期的《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曾经刊出过上海市地方法院审理的涉及确认股东权的几个案例，虽然实际股东因出资持有所谓的内部“股东凭证”，或是签署了章程、参加了股东大会，但最终因为没有履行工商登记手续或实质上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认定手续，而最终在案件中败诉。可见几年前上海市地方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更倾向登记主义和要式主义。2004年8月5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由高新技术研究引发的股东权纠纷案，中科院五名老专家将与之合作的北京市依斯机电技术研究所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委托代持关系。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笔者认为，如果所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能提供证据认可五院士的真实股东身份，且五院士与被告间的合同在陈述真实股东和相关权利义务承担上清楚明确，则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五院士的真实股东身份。　　股权代持作为一种股权处理方式无疑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其操作结果在现阶段仍存在未知数，即使此类争议和诉讼案件仍在继续。有鉴于此，希望我国相关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为股权代持的规范运作提供权威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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