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编全文及解读，怎样处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意思表示不完整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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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处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意思表示不完整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
2，民法通则大于合同法
3，合同编号
4，民法通则中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合同法中乘
5，求教民法上合同法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
6，合同的解释及其方法
7，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合同法全文

1，怎样处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意思表示不完整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

你好，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对于合同法调整范围内的意思表示不完整，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合同法以外的，意思表示不完整，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你！

《民法通则》是我国民法立法过程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妥协之作。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不适合进行大的民法典的立法，于是先出来一个通则性质的民事立法，以为救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按照传统的民法体系，都是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民法通则》类似于民法典的总则和各编的总则，是原则性很强的规定，《合同法》相当于民法典债编的合同部分，是很具体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合同法是合同领域的主要调整法律，现行法条件下，相对于《民法通则》属于特别法，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只要是合同领域的案件都优先适用合同法，合同法没有规定的，才上溯至民法通则。至于两法的效力位阶，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效力上没有区别。

怎样处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意思表示不完整的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

2，民法通则大于合同法

民法通则属于旧法，如果合同法里面有和民法通则冲突的，应依照合同法

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效力等级是一样的,都是法律,制定机关是全国人大

民法通则大于合同法

3，合同编号

合同编号是为了区别不同合同而按照一定规则加上的一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一般来说每个企业都是按照本单位的编号规则进行合同编号的，以便于登记和查阅。合同编号没有统一的格式，只要能区别不同的合同，符合企业的管理。方法一：字母+数字，例如您在旭日公司12年7月28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电子材料合同编号为：XRXS2012072801，意思是旭日公司销售合同X年X月X日签订的第几份合同，年月日加编号。方法二：销售合同：XS-********-###(XS代表销售，*代表年月日，#代表这个销售合同在今年发生的是第几份)；租赁合同：ZL-********-###(含义同上)。合同要分类分开放。每年要贴印花税。方法三：编号以便查询用，你可以使用日期，比如2012102801，意思指2012年10月28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你还可以在数字前加入拼音缩写，像CCTV之类。日期+产品分类+地区分类+序号。方法四：企业销售合同的编号方法：按商品+日期、客户(供应商)+日期、合同号+日期或其他顺序编码，主要是从编码上反映老板关注的内容+顺序。法律上没有规定。

合同编号

4，民法通则中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合同法中乘

因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当然不正确了！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你应该分清楚，《合同法》调整的是合同行为；《民法通则》除了合同行为外，还调整其他民事行为。《合同法》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民法通则》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如果要评价合同行为只需要看《合同法》怎么规定，要是评价合同行为以外的其他民事行为才需要看《民法通则》。

《合同法》调整的是合同行为；《民法通则》除了合同行为外，还调整其他民事行为。《合同法》中，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这种行为的后果，放弃行使合同撤销权或者长期不行使撤销权，人民法院对此应该是“不告不理”，承认合同的效力，以上体现在合同自治原则。而《民法通则》中构成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要求行为结果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第5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5，求教民法上合同法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

运输在途的标的物，没有约定的，按法律条文规定的，自然就是买受人承担其灭失等风险，包括追偿是否能获得赔偿的风险。出卖人已视为交付完毕，不用再涉及到标的物在事后发生的任何情况中。而买受人承担标的物的风险后，运输过程的权利和义务（即风险）就转移到买受人身上。而如果在承运过程中，是运输单位造成的损坏或灭失的，是承运单位违反运输约定造成，买受人则可以向承运单位追讨赔偿，而不能再向出卖人要求赔偿。-------------就如，我在网上付钱购买了一件商品，店主把商品交给快递公司后，快递公司负责把商品送来给我。如果途中商品破损了，我收到的是一堆烂货，那么我追究的是快递公司的责任，而不是再去找店主赔偿（当然，如果店主没有保价的，快递赔偿的费用不够商品本身价值的话，那么点主也有补充赔偿责任，这里说的快递跟普通的物流有点不同，因为快递是根据邮政法来约束的——不买保价保险的送递物品最高只赔三倍的运费数额的钱，而物流另有合同的约定、违约的责任按照《合同法》来运作）。

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标的物风险基本的承担方式，但最后规定了但书。一百四十四条便属于一百四十二条的但书情形。符合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适用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是：出卖“ 交由承运人运输在途的标的物”。出卖是谓语，后边是宾语，换句话说就是将正在运输在途的标的物给卖出了，不能理解为标的物转让后需要运输给买受人而使标的物在途的情形。标的物转让后运输在途的情形应当适用第一百四十五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这个规定很明确了。动产的风险承担主要是看交付，或者视同交付的情形。例如物权法第二十七条　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附：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1、《合同法》142条与144条是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2、当事实情况符合特殊法条的时候，就适用特殊法条（此时特殊法条的使用不受普通法条的限制）。如果不符合特殊法条那么就适用普通法条。两者并不冲突。

6，合同的解释及其方法

　　论合同的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　　关于合同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12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实际上同时采用了意思解释（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解释等多种解释原则。它对于我国司法活动中判断合同条款所蕴含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法律条文将诸种解释罗列规定，在遇到具体合同条款时，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明确合同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对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合同中的纠纷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同的解释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文本解释和意思解释。所谓文本解释是按照合同条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合同是由文字或语句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通过对语句或文字进行惯常的逻辑意义分析，解释合同中的内容。例如，合同中出现“责任”一词，依照通常的解释，应为“负责”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现，能否解释为法律上的责任，进而理解为违约责任？从文本解释的原则上来分析，将合同中的“责任”解释为违约责任是大有问题的。从合同的语句上来看，“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对合同承担责任”是一个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义。当事人不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它只是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不应当解释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很显然，如果合同中去掉这一条款，对合同的效力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定违约责任的存在，法官据此判决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在法理上实难说通。文本解释的意义就在于紧扣文本字面意义，通过对合同文本中各个词汇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机械的解释原则，但它符合“外观主义”的要求。所谓外观主义就是在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时，以合同的表现形式为准，从而判断合同的效力。当合同中的词句出现多种含义时，文本解释将遭遇重大挫折，因为它拘泥于合同的文本，无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条款的真意。但是，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体现了形式上的正义，它能够督促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谨慎地评估关键词句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合同的表达更为严谨。如，合同规定，“履行的期限方式为：第一次交付生产定金货款总额的50％”。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事人约定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为何种关系？从语法结构上来分析，该条款中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应为同位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并无不同。生产定金即为货款总额的50％，而货款总额的50％即为定金，尽管这样的约定是违法的。　　而意思解释则不同，它以合同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解释的原则，如果说文本解释是关注合同的“形”，那么，意思解释则是关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种文义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当探究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的字面意思。这种解释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义”要求，它关注的是合同条款所表达的当事人的内心想法。当内在意愿与外部表示不一致时，以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准。但是，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意思时，该如何理解合同的条款？法国民法典规定，在此情况下，宁可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同样是“双方都应对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依照意思主义或文义主义的解释原则，这里应当理解成为法律上的“责任”，但由于它缺乏具体的规范要素，所以还不能被视为违约责任条款。　　（二）整体解释与分别解释。整体解释是将合同的各个部分看作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通过对整体中各个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断条款中所包含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别解释则是将合同的各个条款分别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各条款所要表达的内在意思。例如，某旅游景点在售票处贴出告示，规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费携带一儿童入内。”依分别解释原则，旅游风景管理处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儿童购买门票。但是依照整体解释的原则，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并没有购买门票的义务。因为风景管理处的格式合同的意思应当为“成人携带的儿童”可免费进入，而“没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则必需购票进入。这样规定令人费解。但由于它属于格式合同的范畴，因而应当作出对旅游者有利的解释。　　（三）目的解释与情势解释。所谓目的解释是针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对合同进行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文字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势对合同进行解释。目的解释侧重于考察合同订立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它探究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情势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结果来判断合同的内容，推断合同的原意。情势解释是一种动态的解释。它立足于“现在”，对合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合同的目的解释旨在帮助当事人达至合同的目的，实现合同订立人当初的意愿。而情势解释则有利于合同的实现，是对合同原意的一种“良好”的推断。目的解释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更能体现合同的原始意义。　　（四）诚实信用的解释与习惯解释。习惯解释是根据交易当事人所采用的通常习惯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实际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作为理解合同条款的依据。诚实信用实际上也已成为交易习惯的一部分，诚实信用解释原则要求依照诚实信用的标准分析合同的条款。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乃属一白纸规定”[1]，所以，诚实信用的解释实际上沦为了“白纸”解释。　　我国《合同法》将诸多合同的解释原则融为一个条文，在表述上至为简洁。同时将合同的解释规范放在《合同法》的总则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于条文表述过于简单，以致于各种合同解释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何种解释方法语焉不详。这种缺乏具体假定的规范在适用时往往会引起争议。法国将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通过不同的条文进行表述。各规范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释方法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于我国《合同法》解释原则彼此间缺乏层次性，这为采用不同的合同解释方法可能导致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从司法实践上来说，这种立法体例也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对交易当事人来说，则人为地增加了不确定性。　　依笔者看来，合同的各类解释原则适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释原则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层次。具体地说：第一，整体解释的原则旨在确定合同的性质，进行法律行为的识别，对个别的合同条款进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释原则旨在确定个别条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释旨在实现合同的目的，通过对合同目的追寻确定合同的本来意义。第四，习惯解释是借助外在的标准，理清合同条款的本质。第五，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则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则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在这些解释原则中，有主观原则，如意思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等。大陆法国家在解释合同时，一般坚持以主观解释原则为主。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英美法国家在合同解释时，主张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0条的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间的同意，而是这种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国合同法的解释应当坚持上述假定，便于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准确地适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各种解释原则之间的层次性。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抽象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是解释的主要标准，在合同的内部，应当以整体解释为基础，“将合同的全部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2]。同时兼顾合同的目的与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内在意愿。简言之，在合同解释时，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办法，以客观标准为主，兼顾主观标准。　　注释：　　[1] 梁彗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　　[3]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第86页。该书作者认为大陆法与英美法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均为以客观标准为主，以主观标准为辅。　　人民网 2001年11月30日

7，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合同法全文

第171条无权代理【条文】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法条释义】一、无权代理的构成无权代理的构成以代理为前提，这要求无权代理人（行为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的区别仅仅在于行为人有无代理权，其他构成要件两者完全相同。同时，这也是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的最大区别，无权处分的前提是无处分权的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分，而无权代理的前提是无代理权的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无权代理的构成还包括行为人无代理权。行为人无代理权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形：第一，行为人自始无代理权，包括被代理人没有做出代理授权行为，代理授权行为本身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被代理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等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导致代理授权行为无效等情形。第二，行为人享有代理权但超越代理权，即行为人有代理权但超越了代理权限。第三，行为人代理权终止后继续做出代理行为，即行为人之前享有代理权，但代理权依据本法第173条终止且不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之后行为人依然做出代理行为。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一）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而言的效力瑕疵本法第5条确立了自愿或意思自治原则，据此，在委托代理中，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中包含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对自己产生效力的效果意思，根据此种意思，基于委托代理权做出的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这扩大了被代理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代理人无代理权，这意味着被代理人并无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意思表示，因此，代理行为的后果并不能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故原则上而言，应由被代理人予以决定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被代理人据此享有追认权，本条第1款即确定了这个一般规则。但该规则在如下情形中应予以目的性限缩：第一，无权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此种情形中，该代理行为原则上对于被代理人确定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且不享有追认权，因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没有影响，如果该单方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代理人的追认，且相对人无撤销权予以保护，可能会导致相对人过分的被动不确定。但即使在单方法律行为的情形中，仍然可能例外地由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包括：相对人未对无权代理人所提出的代理权提出异议；相对人同意无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行为系受领意思表示的消极代理。原因是，在前两种情形相对人自甘冒险，故其无需被特别保护；在最后一种情形中，意思表示由相对人做出，在意思表示到达前相对人有权依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因此其无需其他特别保护。第二，如果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即无因管理行为是由管理人以被管理人名义做出的法律行为，则作为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被管理人（被代理人）应具有追认义务，作为管理人的无权代理人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二）追认的意思表示被代理人有权通过追认承担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追认也是一种意思表示，故适用本法关于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追认也需要被代理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果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需要由被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予以追认。依据本法第145条第1款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例外地自己享有追认权，但此时不应当看他是否能够理解追认权的行使本身，而应当看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他来说属纯获利益或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健康相适应的行为，否则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追认行为作为单方法律行为应为无效。追认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追认既可以向无权代理人作出，也可以向相对人作出，但是，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如果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仍可向代理人作出，这可能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故此时追认应认为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根据本法第137条的规定，对话意思表示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非对话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且该意思表示可以根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追认意思表示，依据本法第140条的规定，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合同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这即为默示的追认意思表示，默示的意思表示还可以从被代理人请求相对人履行义务、被代理人提供担保等行为中推断出来。依据本法第140条第2款，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追认意思表示。在代理行为被做出且相对人行使催告权后，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应视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同时，代理行为作出后，《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所规定的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课予被代理人必须表示明确拒绝追认的义务，并不合理，在此种情形中不应再予以适用。追认意思表示也会出现效力瑕疵。如果追认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欺诈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或无权代理人胁迫做出，被代理人自然享有撤销权。如果被代理人基于无权代理人欺诈而为追认时，为保护相对人利益，应适用本法第149条第三人欺诈的规定，认为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人欺诈行为的，被代理人才享有撤销权。被代理人可否追认代理行为的部分，可考虑区分下列情况分别处理：其一、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以分割的，则被代理人可以追认其中的一项或数项，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被代理人的优惠；其二、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则原则上不可部分追认，除非相对人同意；其三、无论被代理人是追认全部或部分代理行为，都必须是概括的追认，而不能只追认其中的有利内容，拒绝其中的不利内容。（三）追认期限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但其是否予以追认和何时追认，对相对人而言并不清楚，此种状态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相对人，使得相对人可能丧失良好的商业机会，且被代理人能够以相对人的成本为代价进行投机。因此，本法对被代理人的追认予以期限限制。在相对人催告时，本条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相对人催告时是否有权确定一个并非一个月的其他追认期限，对此观点不一。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或法律存在特别规定，自然约定或特别规定优先，并无理由排除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相对人催告时自行确定追认期限，则法定的一个月期限应为最短期限，避免损害被代理人利益。同时，本条并未规定相对人没有催告情形中的追认期限。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自然约定优先；如果不存在明确约定，也不存在特别规定，未经催告时的追认期限应当自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行为之日起的合理期限，交由法官结合交易习惯、交易性质、标的数额等因素予以确定。（四）追认效果本条第1款后段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这意味着被代理人予以追认的，代理行为就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追认是对特定无权代理行为的事后同意，而不能将其视为授予了将来的代理权。追认具有溯及效力，溯及至代理行为实施时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合同法解释二》第11条后段的规定即如此。但该溯及力不能侵犯到第三人利益，例如，乙无权代理甲将甲的电脑卖给丙，之后不知情的甲与丁签订了另一个买卖合同，但因为前一个合同价格更优，甲对此予以追认，此时追认具有溯及力即侵犯了丁的利益。被代理人追认无权代理后，若被代理人行为超出基础关系之限制，被代理人有权依据其与无权代理人的内部关系或侵权关系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三、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为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同时为体现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保护相对人利益，本条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一）催告权相对人无论善意抑或恶意，都享有催告被代理人追认的权利，旨在尽快结束不确定的状态。在解释上可认为如果被代理人已经向相对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者虽然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且相对人知情的，则由于行为效力已经非常明确，旨在结束不明确状态的催告权就不能再行使。相对人的催告属于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通知，其效果是自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算被代理人的追认期限。本法并未规定催告的其他效果。如果被代理人根本未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或者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做出追认或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不知情的，从利益衡量的合理性角度予以考虑，如前所述，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被代理人的追认应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在催告后，可认为被代理人在催告前已经对无权代理人做出的追认或拒绝追认意思表示失效，被代理人可重新对相对人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善意相对人不能决定无权代理行为是否能够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但能够在被代理人追认前撤销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而使得无权代理行为对自己不能发生效力，这就是善意相对人所享有的撤销权。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如下：第一，相对人曾作出意思表示。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相对人不曾作出意思表示，自然就不享有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第二，无权代理行为被追认前。同样，如果撤销的意思表示还没有到达被代理人而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就到达相对人的情况下，撤销权也不得行使。第三，相对人为善意。问题是如何理解此处的善意相对人，有观点认为，只有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的相对人才不享有撤销权，但是，从本条第2款所采取的“善意相对人”文义中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并且本条第4款规定了“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与第3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对应，此时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应做相同的理解。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本条第4款所规定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如下文所述，所谓的善意相对人是指相对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应当以通知方式作出，这意味着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应是明示的；撤销权可向被代理人为之，也可向无权代理人为之；同时，与追认要求一致，撤销权的客体应及于无权代理行为的全部，不得只撤销不利的部分，但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分割的，则可以就其中的一部分行使撤销权，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相对人的优惠。四、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在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相对人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无权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根据本条第3、4款应区分相对人善意抑或恶意予以分别处理。（一）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这涉及到与本法第172条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协调，表见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中都包括相对人善意，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中相对人善意的确定，其实就是和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进行比较，分析其是否应当相同以及如何不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既然表见代理是比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更充分和更强大的保护方式，相对人要主张表见代理的难度应该更高，相对人也应承担更高的调查义务，付出更多的调查成本。这一价值判断结论除了反映于表见代理构成中还需要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之外，也应反映于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上。据此，可以认为，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善意以没有抽象轻过失为标准；无权代理人的赔偿责任中，相对人的善意只要没有重大过失即可。这从本条和第172条所使用的不同语词中可以看出来，本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应的，善意相对人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而172条所规定的善意相对人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相比较，第172条所要求的善意程度显然更高。据此，本条中善意相对人应被解释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如果相对人具有抽象轻过失，虽然不能构成本法第172条的表见代理，但应能构成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相应的，本条第4款中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应解释为“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二）善意相对人的请求权1、选择权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善意相对人信赖的是无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在不能依据本法第172条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此种信赖，虽然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应由无权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因此，善意相对人有权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如果善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则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之间形成法定的债之关系，无权代理人自然应负有其有权代理时被代理人所应负有的履行债务义务，但其也具有相应的权利，例如享有对相对人的瑕疵担保责任请求权和合同所产生的抗辩权等。如果善意相对人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那么赔偿范围究竟是信赖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如果承认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相对应的，其就当然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利益的赔偿，代理行为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定金等约定条款也应同样予以适用，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但是，对善意相对人信赖的保护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者行为人有权代理人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履行利益的赔偿应等于而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代理人可以证明被代理人根本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无财产能力时，则代理人也不需要承担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的责任。2、无权代理人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时即使相对人为善意，但无权代理人也可能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此种情形较为少见，但并非没有，例如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授权，如果授权行为最终无效导致代理人无代理权，但代理人未因过失地将被代理人误认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此时，让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债务责任或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在利益判断上较为失衡，但如果无权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则对相对人有失公允，毕竟善意相对人较之作出无权代理行为的无权代理人而言更值得保护。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此时本条第3款的前半句应进行目的性限缩，相对人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但该款后句仍予以适用，即相对人仍有权请求赔偿，但此时仅为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的赔偿，且无论如何不得超过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合理分担规则。（三）相对人恶意如果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其为恶意相对人，在价值判断上，较之善意相对人，此时对恶意相对人的保护程度应当较弱，故此时应由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具有对被代理人的追偿权，则依据他们的内部基础关系或侵权关系予以解决。有观点认为，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权代理时，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原因在于相对人自甘冒险，无需保护。但是，在无权代理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有过错的前提下，无权代理的发生毕竟是因为无权代理人的原因，如果由相对人承担全部信赖损失，未免在利益衡量上有失公允。因此，此种情形下，仍应依据本条规定，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如恶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则应适用过错相抵；如果无权代理人对其无权代理不知且无过错，则自然无需向相对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该款规定偏离了规范重心，未解决代被代理人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和相对人是否对无权代理人享有请求权的问题。因此，本条的适用范围仅能是，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且被代理人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有权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存在共同侵权时依据共同侵权请求他们承担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但此时已经无需在代理中作出特别规定，适用侵权规则即可。（四）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无请求权的其他情形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代理行为时受欺诈或胁迫，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此时无权代理人应有权撤销代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权代理人是有权代理，相对人也不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有效代理行为的后果，故此时相对人不享有本法第3款所规定的对无权代理人的请求权。在承认无权代理人可以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前提下，如果其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则基于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先于交易安全的价值判断，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对人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2条请求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善意相对人行使本法第2款所规定的撤销权，有观点认为，此时被代理人无法行使追认权，因此相对人无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但此时似乎对相对人保护不周，因为撤销权本来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目的仅在于消除不确定关系状态，但却因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反而对善意相对人不利。此时，善意相对人要在两难中予以选择，要么不行使撤销权请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要么只能行使催告权但仍要忍受一定期间的不确定这种不利益，这在利益判断上存在问题。因此，即使善意第三人行使了撤销权，善意第三人仍可依据本条第3款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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