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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提出了什么主张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春秋大一统。3.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上董仲舒强调要怎么治国

以德治国。并强调天人感应，用“天”来限制君主的行为。
以德治国。并强调天人感应，用“天”来限制君主的行为。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董仲舒曾经提出关注治理国家著名的《天人三策》，主要内容是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3，董仲舒核心思想是什么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出百家，独尊儒术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董仲舒核心思想是什么

4，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什么建议汉武帝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不符合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就是所谓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维护统治！！！

5，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道德教化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

6，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道德教化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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